留学后服务产业链里,提供全面托管解决方案是其中的核心,而这个针对小留学生的市场亟待被规范化、规模化。

留学后服务是个怎样的市场?蓝海,多金,还是步履艰辛?

2016-04-18 09:49:13发布     来源:多知网    作者:邱珣  

  

  图为威斯康星国际学院

  美国密尔沃基市威斯康星西大街,希尔顿酒店宴会厅。

  这里正在举行一个独特的听证会。“中国人”、“青少年”、“教育”,围绕这个竞标项目的几个敏感字眼让这个听证会在密尔沃基这个60万多人的美国北部城市吸引到了足够的注意力。

  各路媒体—电视台、报纸、杂志,但更多的是居民,把这个宴会厅围得水泄不通。

  一位年近七旬的老太太站在台上,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的说道:“这是比尔和我第一次约会的地方,是我们的宝地,我不希望丢失这里。”

  一位怒气冲冲,从另一个街区赶来的市民冲着市长大发雷霆:“我们住的地方隔这里只有四条街,这么重要的事情凭什么不通知我们,我们还是从报纸上知道这件事情的!!”

  威斯康星国际学院(Wisconsin International Academy)总裁孙建国第一次遇到这样的场景,他有点懵,这是在国内绝对不会发生的场景。在这么多远近邻居的反对声中,他要竞标的项目—买下这个合同到期的希尔顿酒店,自然落败。他心情复杂的站在宴会厅里。为了竞标这个酒店做校区,孙建国花了2年半的时间,去市政大厅做过的报告不下7、8次,现在一下子全部努力都付诸东流了,有的员工直接就控制不住情绪,哭了。

  孙建国的搭档,威斯康星国际学院的校长吉普森博士(Dr.Gibson)过来,拍了拍他的肩膀安慰他。吉普森,和很多威斯康星国际学院最早的员工一样,是孙建国在餐馆或星巴克面试来的。

  “这个听证会给我上了一节很深刻的民主课,所有的东西都是要符合民意的,”孙建国回忆。Teenager(青少年)这个词,在美国算是一个负面词。大家一想到青少年,就是没事找事,专门捣蛋的。所以他们对这个项目的理解就是:把一大堆青少年弄到这里来,那太疯狂了,不是给自己找麻烦吗?

  但是正因为这个听证会被电视台直播,孙建国竞标失败的消息很快传遍了密尔沃基市。在接下来的一个礼拜,他接到了2、30个销售电话,向他推荐别的地方。

  一年半后,孙建国为威斯康星国际学院找到了另外一个酒店做校址。这是国内不会体会到的艰辛和复杂,从申请、宣传,到听证会、表决。所以,也直接决定了孙建国要做的事情很不容易。

  低龄留学潮下的隐忧

  就在不久前的一个周五,孙建国接到了一个学生的电话。

  “孙老师,我跟你说件事,你别生气啊,”电话那头这个孩子略带忐忑的跟他说道:“我想回学校住,不想去寄宿家庭了。”

  孙建国很惊讶地问:“你不是才搬进去2天吗?怎么就想走?”

  女孩说:“这个家庭简直就不可思议。我吃完了饭,居然拿我吃完的盘子去喂狗!”

  这个女孩所在的寄宿家庭是一对不到40岁的夫妇,没有孩子,养了一条狗。她刚住进去的时候,非常想好好表现,所以自己吃完了的盘子自己洗。可是女主人非但没有夸她,反而对她说:“我们都是用洗碗机洗的,你这样洗浪费水,不环保。”

  因为要写作业,有时候这个女孩会把笔油弄在沙发套上,对方就要求她把沙发套送去干洗,干洗费要30美元。

  不过,让这个在国内家长眼中绝对是好孩子的姑娘更郁闷的是,寄宿家庭的夫妇喜欢开party,并且每次party还非要把她叫出来一起参加。

  “我还要写作业呢,这不是浪费我时间嘛!”这个女孩非常委屈。

  这就是非常典型的文化冲突,很多美国人都把狗看成是自己亲密的家人或者伙伴,经常拥抱、亲吻。而这个孩子成绩非常优秀,GPA4.0(满分),在国内是属于大家眼中好管的好学生。

  在威斯康星国际学院不到200的学生中,有20多人选择住在寄宿家庭,他们会在周末或者平时下课后回国际学院和其他同学一起玩。但是,这20多位住在寄宿家庭的学生中,只有2-3名学生能真正的融入到寄宿家庭中,比如积极地去帮寄宿家庭割草,每周和他们一起做礼拜,像真正的一家人生活在一起。

  而更多的孩子遇到了这样或那样的矛盾,有的忍了半年,有的忍了1个月,还有的只住了1个礼拜,最短的仅住了2天。

  据孙建国透露,2016年,美国约有3万中国留学生就读高中,而5年前,这个数字还只有2000人。他们就是国内所说的“小留学生”。但是其中绝大部分是走读高中,并不能为他们提供住宿,所以他们要去外面寻找住宿家庭,这个寄宿家庭不仅仅是提供食宿,还负责对他们进行看护和照顾。

威斯康星国际学院学生宿舍

  在这3万的中国高中留学生中,主要选择有两个:美国寄宿家庭、华人提供的寄宿服务或者住在亲戚和朋友家。真正选择在国外伴读的家庭也非常少,如果没有紧急情况,家长不会伴读。

  “很多家长请假半年过去,结果在国外生活不适应还是次要的,关键是孩子觉得很烦。这个年龄的孩子和家长走在路上,他们就会觉得很尴尬,”孙建国说道。

  说到这群小留学生,所有人第一反应是家境优渥、年纪小。但事实上,这些十几岁就前往异国他乡的小留学生还面对一个大学生并不明显的问题——更加陌生而孤独的环境,和难以理解的文化冲突。在美就读的本科生和研究生分布集中,尤其在加州,中国留学生扎堆。

  “以加州为例,是中国留学生最早去的地方,也是名校聚集的地方。有同学、亲戚、师兄师姐在这里,所以大学生都愿意跑到这里来。UIUC、南加州大学都有6000多中国学生,波士顿大学一共1.6万学生,中国留学生就占50%。可是中国高中留学生在美国高中的分布率仅有3%-5%,很多赴美的高中留学生很难遇上同校华人留学生。

  孙建国还提到一个现象:中国留学生、华人聚集的地方,大家都流行“做熟”,互相介绍。有些不好的事情,比如抽烟,会说‘中国人嘛,通融通融’。大学生都有自己选择权,选校以他们的意愿为主,‘纽约-酷!’、‘波士顿华人街-有意思!’,这些都是家长左右不了的。通融多了,风气就变得不好了。但是高中生就读的学校,主要由家长选择,他们就会首先考虑安全性和氛围等因素,避免“扎堆”。所以,这些未成年的孩子在心智还不成熟的情况下就要面对非常陌生而孤独的情况,那他们由谁来照顾?

  在家长心中,找一个美国寄宿家庭是首选,让孩子住在一个美国家庭里,可以练习口语,直接体会美国的文化,老是和中国人混在一起是没用的表现。

  “有家长会对孩子放狠话‘不去寄宿家庭就回国’,但是回国他们是没有出路的,他们已经无法参加国内的高考了。”

  而华人提供的寄宿服务多是小规模运作,租一套房子,找1、2个人看管几名甚至十几名小留学生,这是很普遍的情况。这种零散的运作体系成本低,很多机构愿意尝试。但是很容易出现监管缺失的情况。

  寄宿市场,需要被规模化运作

  2015年6月14日,美国《侨报》刊登的一则中国小留学生在美绑架、欺辱同学的新闻引发了国内外广泛关注。这个案件涉及的刑事指控包括一项折磨罪、三项绑架罪和两项殴打罪。而这群涉案的留学生最大的18岁,最小的仅15岁。

  在最初接受法庭审判时,主犯人还表现出非常不屑和不满的态度,直到意识到自己面临“终身监禁”的惩罚时,才完全傻眼了。

  新闻一出,世界哗然,很多人惊问:中国的小留学生怎么了?

  这些孩子在国内养尊处优,但是到了国外却面临缺乏监管的问题。一个商业性质的寄宿家庭管3、4个学生,以小作坊式运作的托管机构居多,这个没有被规范化的服务市场直接导致了寄宿家庭投诉率不断攀升。当监管缺失,小留学做的出格行为无法被控制,直至酿成“凌辱案”类似的后果。这是美国寄宿市场,或者托管市场面临的严峻考验。这种考验远比竞标的困难大得多。

  从2012年正式招生,到2016年,威斯康星国际学院在校生也只有不到200名学生。但是这不到200名学生的师生比例却达到了1:1.2,平均每名学生会有5种角色的美国老师管理。一名SA(student advisor类似于班主任)、一名tutor(专业的学科老师)、一名ELL(英语老师)、司机、还有一名兴趣老师,另外在学校还配有健康老师、心理老师、和学生就读高中的国际生老师。

威斯康星国际学院自习教室

  不到200名学生的学校,是国内看起来规模很小的学校,有16辆校车,6辆黄色的大巴士,剩下的都是小车。学生周末要去芝加哥打比赛,都要一大早开车送他们去。所有学生的房间每天有专人来打扫,换毛巾。

  2014年4月,威斯康星国际学院在原来酒店的基础上做了全面的硬件升级,把电缆变为光钎,摄像头由原来的10多个到现在的60多个。保安三班倒,3:00-11:00,11:00-19:00,19:00-3:00,即使是大多数学生都在高中上课的7:00-15:00,都有老师在值班。

  “我们以学校来分,然后7-10个学生组成一个house,每组house会配有一个SA,SA类似于国内的班主任,对孩子非常了解。每星期我们都会开SA大会。我们要保证学院的任何公共的地方都是被监控的。下午3点,学生放学后,学生活动中心、学习中心都会有辅导老师。每天晚上宵禁前都要查房清点人数,不定期还要检查房间,防止个别学生带违禁物品。”

  从这些硬件、人力的配备,威斯康星国际学院这样的寄宿学校运营成本之高已可见一二。即使这里的学生每年的学杂费及生活费在近5万美元以上,还是不能让这个项目“profitable”。但就是现在这样的模式,也是孙建国探索了4年才慢慢摸索出来的模型。这个工作辛苦而不容半点马虎,他毫不讳言道:“如果没有问题,那OK。但是如果出了问题怎么办?这个担子是很重的。”

  孙建国在美国已经待了20多年,在这之前还创办了一家上了规模的互联网公司,可是这一次来办学校,却一点都没有轻松的感觉:“到这里,你会觉得自己变傻了。我们有很多的律师,有商业律师、学校律师、劳动法律师、人事聘用律师,所有的问题都要找专门的人去解决问题。”但是高额的运营成本仅仅是其中一个问题,中美的文化差异是更加需要时间和耐力去解决的难题。

  “男孩和女孩在一起打打闹闹,开个玩笑什么的,在国内可能没什么。但是在美国人看来就不一样。有一次,两个同学,一男一女在打闹,开玩笑。我们一位老师看到了,他觉得这个女孩有受到暴力威胁的可能,就立刻报警了。然后侦探很快就过来了,带男孩、女孩去做笔录。”

  赴美的小留学生,包括威斯康星国际学院的学生在内,都有很好的家庭背景、经济基础,这其中也有不少“问题少年”。对于犯错的学生,美国人的教育方式是“关禁闭”,而刚开始很多学生会对这种处罚不以为意,觉得没有必要在乎。随着时间增长,他们才会逐渐意识到,自己犯错了被惩罚了,需要改正。

  经过4年的摸索期,孙建国计划在未来3-5年内,建设10-12个分校,和100-120个高中合作。他也在纠结怎样用新模式来降低运营成本,布点能稳一些、快一些,比如用寄宿家庭混合模式,寄宿家庭仅承担住宿的职责,其他职责由国际学院承担。

  像威斯康星国际学院这样的重模式运作,注定每个学校开起来都需要漫长的时间,但也正因为是重模式运作,寄宿学校和学生就读的高中之间会有深度的沟通。越来越多的留学公司开始做海外布局,做留学后服务的产品链,但是高额的运营成本和风险让摩拳擦掌的公司或机构停留在了轻运作的中介模式。

  5年时间,中国赴美读高中的人数从2000人井喷式增加到了3万人,约占总留学人数的15%。可这看似不算大众的群体开始爆发出各种各样的问题,严重者如文中提到的小留学生暴力事件。留学后服务产业链里,提供全面托管解决方案是其中的核心,而这个针对小留学生的市场亟待被规范化、规模化。(多知网 邱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