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选：转型幕后，做好一个”搭台者”

　　导语：CVC入股启德，成为2014年留学服务领域最大的新闻之一，全球排名前三的PE，为何青睐启德?外界认为创始人李朱已经放弃了控制权，李朱又是如何想，如何做的？

        以下内容选自《培训行业这一年》第十一章 第六节：

　　在李朱2013年3月的博客里，转载了一篇万科董事长王石的口述报道，里面有这么几段：

　　“1999年，我辞职后在一定程度上投入自己的“业余爱好”，除了众所周知的重拾少年梦的激情之外，还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以此为契机，与管理层疏离。

　　没错，我是有意和万科的管理层疏离，很多人不明白这一点。在创立万科的过程中，基本上事无巨细都是亲历亲为，董事长兼总经理。但是一个人，无论你有着怎样神通广大的能力和用之不竭的精力，总有一天你要离开，这是谁都不能违背的自然规律。万科的成功，不是说王石在的时候就红红火火，王石不在的时候就走下坡路了，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那么这个企业是不成熟的。

　　我不希望是我做不下去了，眼睛看不到了，我才离开;我早点放手，对我对万科都有好处。但是我辞职的时候才48岁，还年富力强，如果在公司待着，肯定是没事找事。所有的工作都由总经理承担了，一个董事长，如果还要插手原来作为总经理时候的事情，那不是越俎代庖、“垂帘听政”么?所以我就常常离开公司，每次离开就是一两个月。”

　　或许李朱此时已经在王石身上看到了自己将进行的转变，或许王石的转变更笃定了李朱的决定，不管具体如何，这三段王石描述自己的话似乎为形容一年后的李朱提前做了一个预告。与管理层疏离、放手、不“垂帘听政”、有时离开一段时间，这就是2014年7月后的李朱，此时启德教育的新任总裁黄娴已经正式就职。

　　在2014年1月，刚刚曝出CVC入资启德消息之后，有媒体人写过一篇名为《李朱是否拱手相让启德控制权》的评论文，外界对于李朱的决定议论纷纷，“失去企业控制权”变为外界普遍解读的方向。但是李朱并不在意外界怎么议论，怎么说他的决策好坏，“做好自己的事情就可以了，你管人家怎么评论呢?”李朱这样对笔者说到。

　　让李朱真正在意的是员工，也就是启德现在几千名员工的心态和想法，在意他们心里踏实不踏实。如果说CVC入资这种资本层面的变动对员工的影响不会太大的话，那来一位之前没有接触过的，没有与大家一起打过江山的女总裁则会带来员工们的不安。所以，对于黄娴就任的消息，李朱显得比CVC入资这件事要谨慎得多。

　　事实上，对于自己放下企业管理者角色的时间，李朱还是觉得有些晚，如果他能再早一些从公司运营的琐事中抽身而退的话，能做更多的事情。说到此处，李朱有些懊恼的和笔者聊起曾经错失的投资机会。“2007年，澳门的亚洲国际公开大学的股东想将大学转让给我，我也很激动：可以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尝试打造一所全新的国际性的大学，这是我毕生的教育梦想!但当时我都快忙死了，哪有精力再去弄什么学校。结果错失良机，你说我后不后悔?”。

　　后面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2010年启德花大力希望能收购珠江学院，最后却以失败告终。然而，不仅是错失的澳门市场，2010年一家中小学课辅类培训机构和新东方谈收购，最后谈判破裂的消息他也未能及时得知，后来这家培训机构成为中小学课辅的行业龙头。“当时我太忙了，根本没心思去管这些事情，消息也不灵通。要是像现在积极和大家接触，我一定不会放弃机会”，他又一次感叹道。

　　同在民办教育行业，李朱很钦佩俞敏洪的才能，却觉得俞敏洪“太放不下”。“如果说老俞建了一个剧院的话，他是这个剧院的老板，可是还要自己当编剧，当导演，再时不时上台客串一下角色。戏演完了，他还要去做一下后勤，他有多少时间呢?所以我愿意去搭台，让别人唱戏，我只要把这个台子搭的足够好就行。”而在李朱的“剧院”里，被他钦定的总导演就是黄娴。

　　2014年3月，李朱第一次见到黄娴，虽然之前听过很多次她的名字，但是并未见过本人。“非常实在”是黄娴给李朱的第一印象，他说到：“其实她并不善于表达，不是那种会忽悠会吹的人，但是经过细聊后发现，她是一位非常实干的人，很善于学习，有香港人特有的敬业精神。她每天能工作15个小时，这点我非常佩服。”

　　除了黄娴此前“培生大中华区董事副总经理”这一很高的头衔外，黄娴之前的工作背景完全和留学不相关，这使得不少人并不看好这位在跨国公司耕耘多年的新CEO。

　　对于这一点，李朱的看法是：“在她管理环球雅思之前，同样没有类似的工作经历。但是和她聊的过程中，她对班型，怎样才能提高运营的利润率等等都非常了解。她对环雅做了多方面的整顿，扭转了之前的局面，整个公司的运营朝健康化发展。并且，Isa(黄娴)接受的还是东亚的文化和价值观，启德是一个中国式的民营企业，如果让一个非常西化的领导来做执行，会水土不服的。”

　　留学海外的经历让李朱接受到了很多西方的文化价值观，但这些西方的理念并未抹去在他身上中国民营企业家一些独特的烙印，比如看重个人情义，这使得启德在“用人”显得极其重要的教育培训行业里增加了不少羁绊。

　　李朱回忆起曾经做过的决策，不禁感慨万千，“我曾经浪费过一些人才，把他们安放到了不合适的岗位上，这也损害了他们的才华。在一些需要迅速做出决定的时候，我也因为个人感情的原因，没有立刻果断的行动，这又浪费了一些时间”。相比之下，黄娴没有这些“历史纠葛”，这使得她能公正客观的去推行启德的调整，以及路线的实施。这其中就包括尝试留学业务和培训业务的合并，而在此之前启德很早就意识到做“一体化服务”的重要性，但是迫于种种原因，迟迟未动。

　　“黄娴做的比我好，”这是李朱对黄娴的一句中肯的评价。当然，将自己公司交由流程管理时，李朱也必然遭遇和王石一样的“不习惯”。即时是作为创始人和董事长的李朱，现在再涉及到不包括公司预算在内的费用时，即便只是寥寥数千元的金额，他也需要公事公办的走财务流程。会感到不便是必然的，但是对一个要正规化的企业而言，何尝不是一种飞跃，因为再不会有任何人有开后门的权利。

　　曾有人感叹，中国民办教育行业的企业家算不上是完全意义的商人，他们在骨子里还兼具中国文人的特点，虽然也得操持着如何才能把企业发展好，赚到钱，但是总是有种无法舍弃的情怀感和使命感。这点评价李朱也十分契合，他更像一位做生意的文人。现在的李朱也开始抽空做一些和自己理想、情怀有关的事情，逐步开始自己的写作计划，比如写一写清华往事的回忆。读过他写的《清华杂忆》系列，在那些生动的文笔下，鲜活的形象里，还有满是怀念的情愫中，竟找不到一点生意人的感觉。

　　在步行10分钟可以纵穿的三月街里，李朱似乎很有人缘。他会热情的和客栈的年轻夫妇、整理客房的阿姨的打招呼，并驻足短聊。他还向笔者推荐这里有一家米线店的米线味道很不错。李朱是一位少见的能吃辣的广东人，就像他也把启德的风格变得适应于在北京发展。李朱认为中国民营企业里，万科的管理层传承是做的最好的。虽然不确定启德是否能做成民办教育版的“万科”，但起码李朱已经放下了。